zt: 犀利公: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-- 共识网

2012年5月23日星期三

原文来自 共识网 犀利公:愚弄民众者必将被民众抛弃 http://www.21ccom.net/articles/dlpl/szpl/2012/0521/article_60167.html


光诚事件公开的当晚,我在CCTV晚七点节目中,看到了一条突兀的新闻——党和政府关心残疾人事业。一位盲童对着镜头说“感谢党、感谢政府”。在护送逃离监禁的盲人就医之后,拒绝奢华的大使先生,遭到了《北京日报》等多家官媒的围剿。这些颠倒黑白的诘难,把娼妓对牌坊的憎恨,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行政事业单位出事,民众已经习惯于听到这样的说法:是临时工干的,已做清退处理。5月8日,“最美女教师”舍身救学生。一周之内,黑龙江号召全省向她学习,全国总工会授予“五一劳动奖章”,全国妇联授予“全国三八红旗手”称号,教育部授予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,国务委员亲临探视。紧急运转的官媒唯一“忘记”报道的一点是,已经在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执教五年多的张丽莉,是个临时工,月薪一千,一直没有拿到正式教师编制,也没有医保。民众与其说看到了堂堂部委的神速反应,不如说看到了权力的虚伪与丑恶。

5月7日,一汽通用红塔公司的三千多工人举行罢工,要求清查高管的违法问题,保障员工的住房权益,公开工资分配详情。5月18日,国资委副主任姜志刚发表讲话,“职工是企业的主人”,要警惕敌对势力趁机打着“维权”旗号,煽动职工罢工、制造事端。

在2月下旬中国向朝鲜提供价值6亿元人民币的“史上最大规模”的无偿援助之后不到三个月,人民军炮艇在中国海域劫持三艘中国渔船。操大连口音的船主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,船员们挤在狭小的船舱内,每顿只吃一个窝头,朝方威胁说,如果不交120万赎金,将“处置”掉船员。而官媒报道说,船员受虐待是敌对势力的渲染,朝方保证良好对待中国船员。

在诸多愚民宣传的关键词中,“敌对势力”一向是威力无比的榴弹。解救遭非法监禁的盲人,是敌对势力。不享用专车接送、警车开道,不住豪华宾馆,是敌对势力。打着维权的旗号罢工,而不是打着维稳的旗号唱红,是敌对势力。说“兄弟”邻邦虐待同胞,是敌对势力。不按照官家安排的路径和统一的口径保“钓”、忍“黄”,是敌对势力,是卖国。

此前四年,在那场震撼人心的大地震中,人们已经领略过这种“定向爱国”的宣传与围剿。扒废墟救人,是爱国;追查倒塌的原因,则是敌对势力。余大师《含泪劝告请愿灾民》——警惕“反华媒体进行反华宣传”。监理了五所学校都没有倒塌的句艳东,因为揭露伪劣工程的老底,而被精神病,妻子离婚,自己带着女儿逃离四川。捐款,是爱国;追查款子的使用情况,则是敌对势力。前几日,有网民发布了灾区政府新建办公大楼的奢华照片,迅即被和谐。今日又有报道,香港发展局支援四川重建小组组长麦齐光说,由港府拨款和教育界募捐所得重建的绵阳紫荆民族中学,已被地方当局拆毁,以便腾出地方建豪华商住楼。港府目前正考虑向当地追索有关的拨款。2009年,港府一共为四川灾区拨款90亿,而香港赛马会则捐了100亿。

《北京日报》们是否问过:

临沂市上下形成了一个利益团体,靠维稳一个盲人发财,算什么势力?

多如过江之鲫的县处级干部,都热衷于玩警车开道,算什么势力?

鞍山市某局长张国良对访民说:“别说强迁了,就是强奸你们也得配合”。算什么势力?

红色江山的开拓者们揣着卢布去安源鼓动罢工,算什么势力?

把白龙尾岛送给越南、江心坡-南坎地区送给缅甸、半个长白山和皮岛送给朝鲜、半个黑瞎子岛送给俄国,算什么势力?

沦为权贵家产的巨万国企,靠舔舐民血而生存,算什么势力?中石油A股发行价比H股高13倍,在美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,四年海外分红却高达119亿美元,算什么势力?中石油、中石化、中移动、联通四家公司四年海外分红超过1000亿美元,而中国内地全部上市公司18年里给国内股民的分红总额才刚过2000亿人民币,算什么势力?国有保险公司的高管年薪达千万,而推销保险的几十万底层大学生,却“劳务外包”,连一纸合同都没有,算什么势力?

其实,民众早已看破了这一恐怖的说词,他们在网上呐喊:“要警惕权力以‘敌对势力’为借口掩盖贪腐行为!”“如果敌对势力让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,那百姓一定打心眼里欢迎。”官媒以“敌对势力”等极权主义常用语,来谴责大使先生“别有用心”,自以为得计,却正巧击中了民众痛恨特权的神经,可谓愚蠢透顶。正应了汉娜.阿伦特所言,“极权主义宣传的主要缺陷是它无法满足群众的渴望——完全一致的、可以理解的、可以预见的世界,而不与常识发生严重的冲突。”(《极权主义的起源》第11章)谴责别人不奢、不阔、不玩特权,与常识严重背离。

在前苏联74年的生命周期里,我们见识过,极权主义宣传应对民众的觉醒,通常有三种形式:无忧式、提前准备式、即时应对式。分别对应极权主义存在的三个阶段:初期、中期和末期。在极权主义取得政权的初期,民众处于极权信仰的癫狂状态,再虚假的宣传,都不必担心民众会觉醒。可谓无忧。如斯大林时代的苏联、毛时代的中国。进入中期,民众之中的一部分已经觉醒,为了防备他们觉醒,任何谎言的推出,都需要提前预作准备。在充分宣传的基础上,谎言一经推出,便会与民众达到“自然”切合状态。如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当政前期的苏联,以及邓时代的中国。到了后期,民众中的大部分已经觉醒,任何欺骗式宣传,可能会得逞于短暂的一时(譬如奥运世博一类的被幸福感),但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民众识破,纵然预作宣传,也无济于事。宣传机器进入流氓化阶段,不再搞也不屑于搞提前洗脑,而是事到临头,仓促上阵,凭借独霸舆论阵地的优势,强行指鹿为马,肆意颠倒黑白。作恶者遮丑,已经不再打提前量,只在民众发现时才匆忙提起裤子。即便是民众反驳,也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,因为武力在手,不怕你不消停。如勃列日涅夫当政后期的苏联。

现中国处于怎样的阶段呢?透过近三个月来发生的种种事件,以及现实中已经形成的两套话语体系(电视上领导很忙,网络上领导很贪),你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。

“好人领袖”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,是研究者公认的令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时刻。“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整个苏联70多年历史中最清明承平的时光:没有大规模的屠杀和清洗,国民的生活显著提高,国力强盛堪与美国相提并论,太空竞赛令社会主义扬眉吐气”(连清川《勃列日涅夫与僵尸主义》)。那么,是什么导致民心背离的呢?是贪腐,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,是虚伪的宣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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